将来等到金石学、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以后，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，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。

本体诠释学亦可说为本体辩证学或辩证体性，因为它包涵了多种对立互成的范畴，以及包涵时间发展性与空间包容性的统一前提。所以最低的要求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但是同时可以通过己欲立而立人。

但它的最终指向是在中国哲学，因为作为诠释的最高层级的哲学本体，是以一体二元的生命本体为依归的，知识也统一于心性论，即所谓价值的知识论。所谓新的轴心时代，是一个从传统到现在的延伸。成中英在《本体与诠释》中说：用方法来解释本体的整体性与非方法性，也用本体来理解方法的整体性与非本体性［1］，由此而确定了他诠释之儒的地位。两者合起来共有十大原则。他们注重荀学，强调礼和规范的作用，自我只是相互关系的网络，而不是孤立的自我中心。

所以孔子特别强调躬行，强调学以致用。从总体上说，波士顿儒学的两派在思想上提出的学说，被概括为四个方面的内容：重原罪性，承认人内在本性的善或不善、不恶，强调外在社会的恶性、原罪性。尤其在补足西方文化的价值缺陷、促进中国文化与社会的进步发展与开拓世界人类的价值前途（包含生命伦理、生态伦理与经济伦理等方面）这三大课题上，儒家哲学都可以作出非常重大的贡献。

人格即是君子，德未经琢磨、人格也未能趋向善的人，只能称之为小人。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因此，孔子极力赞赏重视行动的人，管仲为桓公九合诸候、一匡天下，因而赢得了孔子如其仁，如其仁(《论语·宪问》)的美誉。教育固然靠学校，也要靠社会。儒家的传统是，孔孟认为人有内在的泉源，进一步发挥为社会伦理的网络，这是儒家思想的精华。

而且，2000年已经出版了南乐山的《波士顿儒学》的著作，正式宣告了这一学派的确立。这就是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之整体哲学。

在文化中国和儒家传统的关系方面，有很多人误会了杜维明，认为他从事儒学研究，总是想儒学一枝独秀，想独尊儒术。通过交流，与会者对儒学之定位、儒学的现代性、儒学发展的出路与前景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。与在大陆儒学所遭遇的尴尬相对照，在港澳台和海外，儒学的发展比大陆要好得多。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论儒家哲学之宗教意涵之英文论文，30年来以英文不断发表有关中国哲学与比较哲学论文，已超过50多篇。

刘述先个人自述说：我在年轻时探究中国、西方与印度哲学源流，然后专攻当代西方哲学，重点放在方法论方面，曾出书论《新时代哲学的信念与方法》（1966）。近代西方提供了世界范围内社会转型原动力。一动一静、一显一隐、过程与结构互融、部份与整体互倚，成为一个灵活的、又有生命的机体开放系统。后获机缘，得从游于大师之门，故终能踏入学问之途辙。

儒家现代化证明，现代化从根本上来说，不是西化或美国化。从时间上来说，孔子跨越了2000多年，经过多次文化交流，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四种类型的儒学：独尊儒术型、儒道互补型、三教合一型、四教会通型，今天已经初步形成了多元融和型儒学。

我自己写文和宣讲，大体不脱三个范域：一是中国哲学思想的表述。成中英运用近代的诠释学的方法，使中西哲学互诠互释。

蔡仁厚家族的始迁祖通政公，就是在唐代以固院为治所时，自浙江迁来于都为官的，因深爱此乡风土，遂落籍为家，不复返浙。新时代的宗教需要寻找新的方式来传达超越的信息。成中英认为，仁之智、智之仁，仁之人、人之仁，亦即智学与仁学、仁学与人学合而为一之道。朱子和王阳明对格竹子的不同态度是他们课堂上经常的话题。所以，尽管从表面上看本体诠释学的西化色彩较浓，但它的根却是确确实实深植于中国哲学的观念之中的。儒家学派在历史上后来的发展以及其与中国的政治、社会、经济、道德教育与人格教养的交缠、互参与结合是学者所耳熟能详的。

儒家传统一直在其大一统体制性基础上发挥着作用，同时，也在农业为基础的经济、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和家长式政体方面根深蒂固。而后者是没有任何预设和前置的，只是在反思的过程中形成一套世界观，这个世界观与个人自我观结合在一起，就成了他的本体。

当今之时，大陆的儒学暂不论，海外和港澳台是儒分为五。这种对本体诠释学的了解，不仅导致了对哲学本体的重新思考，也导致了对不同哲学思考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的了解。

甚至随着儒学传人的进入美国，在美国有儒家学派出现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。笔者认为，儒学的实用涉及到很多方面，现在最主要的是推广儒家仁的思想，用以解决当前紧迫的三个方面的紧张关系：天人关系，人与社会的关系，人自身的精神与肉体或者灵与肉的关系。

其次，还要解决儒学和当前中国文化的相关性问题，以及儒学在中国大陆和东亚其他国家的生存条件和再生契机问题。本体诠释学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，特别是它的理性分析方法的影响。中国哲学学会理事、常务监事。儒学最中心的本质就是内在仁心的亲切体证，他把孔子的仁解释为普遍的同情心，根据朱熹以生释仁的思想，把仁视为创造、刚健、不断开拓的精神力量。

理性批判是掌握了本体和现象之后，用理性的方法重予呈现，包括语言的沟通、秩序的建立和综合的了解等等。两位神学家对新儒学的发展十分重视，认为哈佛的儒学研究应将此作为一个重点。

诠释学以一个历史传统、文化现象、知识体系或哲学体系为对象，做身历其境的意义体现，并透过创造性的概念掌握对象主体所含摄的生活经验及生命真实，并指向本体。对传统儒学居敬穷理、强调内在德行的修养作了补充。

蔡仁厚赋诗云： 家山云影三千里，台海萍踪四十年。基本上，他的立场是文化多元，从文化多元的角度来看儒家传统所具有的精神资源。

结语 儒学的生命力没有结束，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，儒学的影响越来越大。他要求自己的学生不但要读书，而且要置身于实践之中，把所学的东西与改革现实紧密联系起来。他只是觉得，儒学在中国最近这一两百年里的命运太悲惨了。二是重实践过于重知识，其理论亦以满足实践为归依。

随后，蔡仁厚又得以多次回大陆，游历祖国山河，参加各种学术研讨活动，在上海的第四届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，北京的北大百年校庆时汉学研究国际会议，山东的山东新儒大会等等，都有他参加研讨的身影。儒家坚持平等比自由重要，同情比理性重要，礼教比法治重要，责任比权利重要，人际关怀比个人主义重要，这似乎与启蒙运动的价值取向相对立。

在实践过程中，多行少说，先行后说，言行一致。不用说，作为对西方冲击的反应，所有这些方面都在一种新的架构中脱胎换骨。

牟氏在信中说：吾观足下，沉潜有颖悟，盼能立志，顺路前进，不负此生。约翰·白诗朗也认为，儒学实际上已经成为国际性的运动，儒学将成为欧洲思想自我意识的一个方面，在太平洋和北大西洋找到听众。